如何看待Cage
“他的〈4’33”〉將音樂帶回零度原點，那個空無一物的基礎上。”—坂本龍一
John Cage（1912 – 1992）或許是20世紀最重要的作曲家。自古典到流行、搖滾、電子、噪音……等音樂類型，都可見其影響力。影響音樂家包括Brian Eno、武滿徹、坂本龍一、the Beatles、Steve Reich、Sonic Youth和 Stereolab……等藝人、團體。此外，他的無聲（silence）與機遇（chance）等概念，不只啟發了音樂家，連現代舞蹈、各類表演藝術以至於建築、當代哲學等領域，皆自其中獲得靈感。
↑Brian Eno（上）、坂本龍一（下）皆收到John Cage所帶來的影響，不論是西洋還是東洋，他的影響力在音樂上無遠弗屆。
在諸多的音樂演出中，1952年首演的作品《4’33”》可說獨樹一幟、最具代表性。這部作品首演為鋼琴演出，它包含三個樂章：鋼琴師打開琴蓋後，不演奏直到時間到，蓋上琴蓋。重複三次，過程恰好4分33秒，演出結束。直到2012年，在John Cage百歲冥誕時，英國BBC交響樂團紀念性地的重演了這齣曲目（https://vimeo.com/3176013），依然如60年前招致許多惡評，被認為是在胡鬧、開玩笑。這也間接表明了，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日，Cage的作品仍舊具備一定程度的顛覆性。「西方音樂的歷史可以分為B.C.（Before Cage）和A.C.（After Cage），我們這些紐約下城區藝術家叫他J.C.，以耶穌基督（Jesus Christ）之名，不是在他面前，而是私底下當我們聊到他的時候……」小野洋子曾打趣的回憶這位好友。
知名中國作曲家譚盾（1992，《無聲的震撼》悼文中）也謂John Cage「改變和打破了在歐洲文化史上延續了六、七世紀的音樂語言和音樂結構，並把人們對音樂的審美從宮廷、教堂和舞台帶回到了大自然。」
↑John Cage's 4'33"
Cage的「無為而聽」
“我無話可說，但我正說著它。”—John Cage
受《易經》、禪宗思想所影響，Cage對於聲音有種趨近於東方的「自然無為」觀。前者明顯的例子，如以《易經》（Book of changes）為名的作品《Music of Changes》，將聲音與樂譜的關係交予隨機的卜卦。而《4’33”》源於他1940 年代末進入密室的經驗：「沒有無聲這種東西。讓你進入一間無殘響的密室，將聽見自己的神經系統和血液循環正在運作。」他在同著作另一處說道：「事實上無論我們怎麼努力的創造無聲，我們仍舊辦不到……直到我死去都還是會有聲音在那兒。而在我死後它們仍將繼續。」據此，Cage衍生出了對於聲音「無為而治」的概念，他主張人們應該打破既有對於音樂的審美，重新發現在自然之中的各種聲響。
↑John Cage受《易經》影響進而以隨機卜卦，創作出《Music of Changes》。
“……人們也可以放棄想要控制聲音的欲望，把音樂從他的腦海理清除，並致力於能讓聲音如其所是（let sounds be themselves）的手段，而非讓聲音成為人所創造的理論之載具（vehicles）或者人類情緒的表達（expressions）。”—John Cage
《4’33”》的衝擊，伴隨著Cage之前的作品，刺激聽眾重新思考「音樂／噪音」的分界。對於他而言，如前面引文所述，其實沒有所謂「絕對的無聲」，反而像是禪宗所謂心不動的「空」。也就是不帶任何預設、主觀的立場，重新感受聲音……感受無聲，即聆聽環境的聲音。因此，Cage也被視為開拓當代環境音樂的實驗先鋒。只是，這種「無」的展演行為本身，是一種音樂創作嗎？
↑John Cage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《4’33”》，影響著許多後代藝術家。
對於Cage的批判性閱讀
晚近論者，如曼撤斯特大學的哲學系教授John Dodd站在作曲的角度，指出Cage的《4’33” 》一方面積極的讓創作者的自我（ego）從作品中消失，並發現古典作品中自我的過度膨脹。但卻也因此失去「音樂」自身的定義：作者不是在組織聲音（構築聲音序列，或者授予表演者挪用聲音的結構）。他主張Cage的表演並非音樂，而是某種概念藝術（conceptual art），如此也等於宣稱雖Cage並非音樂上的作曲者，但仍是藝術品的「作者」。
這類對於後結構主義式「作者已死」（Barthes）、「人的消逝」（Foucault）宣言的重新思考，重新把作者的重要性帶了回來。當代的作曲家，如Brian Eno，雖承認Cage的影響，但也不再如此積極抹消自身：
“從某一刻起，John Cage做出了決定：他決定不再染指音樂的內容。但我所選擇的手段是不同的。我想要去干預、去指引……Cage創造的音樂體系是不經選擇的，他不會對腦海中產生的東西進行過濾。人們不得不被動的接受。但我不同，儘管我無意創立某種完整的體系，如果最終結果不盡人意，我就放棄它，然後另起爐灶。”—Brian Eno
↑英國音樂人Brian Eno，是氣氛音樂的先鋒，雖承認John Cage對世人的影響，但也藉此重新定義自己。
就像無聲並非什麼也不聽，無為亦非什麼都不做，作者的消失同樣不會是作者本身不再控制創作。Cage期待聽眾欣賞自然環境的機遇之聲，人們卻總是聽出他對作品的控制。因此，若非視之為天才，便是痛恨其「玩笑」。
法國哲人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《Seduction》一書末尾，曾慧黠的批評過機遇（aleatory）、機會（chance）的概念。對他而言，重點不在於對統計機率、自然律的信仰，而在於挑戰遊戲規則的信心。也就是說，與其被投資法則綁住，倒不如像個賭徒一樣的下注。因為對於賭徒來說，機率只不過是藉口，他始終相信自己會成功（上帝存在）。
Baudrillard的批判針對的是政治問題。左派出身的他，思考的不是各種排列概率（例如Cage的卜卦）、客觀中立的接近或回歸「自然」；而是突破規則的事件、革命性的逆轉。對他而言，恐怕會建議Cage像Eno那樣賭一把。錯了？至少證明「無形之手（上帝）」的消失！
↑法國學者Jean Baudrillard在書中曾針對John Cage的「卜卦作曲」方式提出批判
機遇實驗與爵士即興的相遇
John Cage對黑人權力（Black Power）運動與爵士樂的見解，亦展現出某種政治天真與機遇音樂的問題：一方面，他質疑黑人權力運動只是企圖用和白人相同的方式重建法規，未能真正打破它；另一方面，他也質疑爵士樂即興，無異於兩個體的對談，帶有太重的利己主義（egoism），而他欲以機遇音樂消弭之。
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學教授George E. Lewis批評Cage在內的白人前衛音樂，用自己的方式接收了「即興」這種黑人音樂元素，卻透過利用「實驗」、「新」、「前衛」、「藝術」……等音樂判準，排除掉傳統上屬於黑人的實踐。這恰恰證明了「白就是權力（whiteness as power）」，問題正在於身處優勢卻不自覺的文化挪用。但亞利桑那大學音樂學教授Sabine Feisst於2009年為Cage部份平反，指出在早期接納爵士即興、中期排斥並替換以機遇音樂後，晚年的Cage至少不再排斥他的即興音樂與爵士樂遭遇。
2016年，一場名為《John Cage Meets Sun Ra》的音樂會重版出來，人們有機會聽到他與芝加哥自由爵士樂傳奇、鍵盤手Sun Ra在1987年同臺演出。儘管Cage一再強調與Sun Ra兩人稱不上共演（如同標題，僅是相遇），但他的即興概念終究影響了Carla Bley、Anthony Braxton、Malcolm Goldstein、Joëlle Léandre、Musica Elettronica Viva以及John Zorn等後進爵士樂手。
↑John Cage Meets Sun Ra－The Complete Coney Island Concert （1986）
古典前衛派追求自然的任其所是；爵士樂之中追求人本的與他者共存。兩者在此相遇……若人類個體本就屬於自然，因而任其所是也就是任每個「自我」如是開展……若如此，我們終究會需要一種根本的倫理學，讓不同背景與脈絡的個體能夠一同開展。而這或許正是John Cage應允與Sun Ra共享舞台時，他所跨出的那一步……。
↑《John Cage Meets Sun Ra》的音樂會，僅管John始終強調兩人不是共演，卻著實的影響後代一票爵士歌手。
◎Photo Via：達志影像, INSTAGR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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